“权力丰满”背后的“道德骨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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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权力丰满”背后的“道德骨感”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  楚潇云/文

        广东近来设置了一个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， 其宗旨在于对贫困地区进行帮扶，这也算是政府眼界向下的一个姿态。但也因为此节日的横空出世，草根“逼捐”也从大灾大难的“偶发模式”变成了年年直面的“常设模式”。 广东省慈善总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如遇逼捐情况，捐款人完全可以直接拒绝。

        “逼捐”，这档子事，我相信很多人都遭遇过。不过以前媒体的关注在于，愤青者以全草根之力“道德逼捐”于企业和名流，而这一次广州的慈善节，则凸显了另外一种更为常在的逼捐：“权力逼捐”。在中国式意识形态里，举全国之力救灾，那是国家宏大能力的外在表征，更是社会主义独有优势的体现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得不说，这种举国之力，很大程度上又落于孱弱的草根的肩膀。

        犹记得在汶川大地震时，妻子在电视机看见灾民之惨状，泪眼婆娑地对我说，恨不能把她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去。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，却气呼呼地骂街了，其原因也是不无例外遭遇到了县里紧急下达的“逼捐令”。当然，按广东省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的表示，“如遇逼捐情况，捐款人完全可以直接拒绝”。这话听起来悦耳，却有故意否认中国特色之嫌疑。就我们所知，权力逼捐，那是直接在工资卡上扣的。权力者甚至都不会给被捐款者以反对的机会。真要碰上较真而不肯捐款的人，当权者随时可以在道德的制高点给你穿上N 双小鞋。

        这种权力逼捐日益普适和丰满的背后，却是道德被逼消得人憔悴的骨感。正如王石川所说的：“慈善是一种发乎内心、形之于外的精神高度。慈善的这一特质就决定了慈善拒绝权力逼迫。被动的慈善不是慈善，权力胁迫下的慈善更不是慈善。”慈善的本质就在于他的道德自觉，当慈善被权力的光环所掌控，必然激起慈善者的反感和叛逆，从而戕害慈善文化的形成，摧毁慈善安全立命的道德土壤。

        在另一方面，权力逼捐也是对法律的一种反动。从法理上讲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我有捐款的自由和免于被捐款的自由。并且，作为一个身处税种繁多之中国下公民，我以我的合法纳税和不合理的纳税，尽了一个公民为国为民的本分。如果要我在本分之外，再追求一种道德的高标与境界，对不起，那是我自己的私事。政府当然可以“说教”，但仅限于一个“说教”而已。

        然而，现实的情况却是，在权力无孔不入而又缺乏约制的当下，权力早已越过了公域的界限而进入了国民的私域。置法律于不顾，在慈善的名义对民众进行道德勒索，只不过是权力肆无忌惮的一个表现罢了。至于说教，我想他们早已忘了对民众嘴皮是如何动得了。

        而且，即便要说教，按照先哲所说的，“身教胜于言传”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从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盛焉”。作为当权者，“好”慈善这一口，以心正之身，行慈善之实，登高一呼，慈善的草根当然可以应者云集。不过，就近些年数次大灾大难背后的慈善而言，似乎未可乐观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慈善者，不管主动慈善还是被动慈善，我们弄不清我们的善款何方，我们的善良又是如何被挥霍的？如果民众的慈善最终只不过成了领导者豪华坐骑上面的一颗螺丝钉，如果民众的慈善最终只不过成了领导者珍馐满盘里的半碟小菜，这将是对权力逼捐下民众仅有的道德良心的毁灭性打击。

        我所不乐意看到的是，这种事情在少数地区似乎正在上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