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与恶的思考

风一样的男孩

“凉山童工事件”引起东莞市领导高度重视，全力以赴调查企业用工情况，并解救童工。可是记者现场看到的是，警察要送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回家，而她们却死活不肯走。4月10日，记者在凉山采访童工马福海的母亲时说：“你儿子在那边很可怜，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。”而这位正在哭泣的母亲突然变得一脸惊喜：“什么，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？”（2008年4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记者是好心的，领导是好心的，警察也是好心的；而工头是黑心的，中介更是黑心的。可是，只要两三天有一顿米饭，童工就幸福，父母就开心；只要每月能挣到几百元，管他工头扣了多少钱，他们还对工头感恩戴德呢。为什么，因为他们太穷了，穷到两三天一顿米饭都没有，穷到十二三岁的孩子都出来打工，穷到他们分不清谁是好心谁是恶意了。
　　老子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恶已；皆知善，斯不善矣。”这句话鲜明地体现了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美与丑，善与恶，是对立统一的。人们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是因为丑存在；善之所以为善，是因为恶存在。如果都是美的，就没有丑了；每个人都是善，恶就不在存了，善的概念也就消失了。美中有丑，丑中也有美；善中有恶，恶中也有善。砒霜是毒药，碰不得，可是，人们还是要用砒霜来治病。毛主席说，坏事可以做反面教材，毒草也可以做肥料。诸葛亮的老婆和雨果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敲钟人，长得丑，但一个聪明、一个善良。
　　西方有人说，任何一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组合，看外部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圣人也是有不少值得质疑的地方，魔鬼也不排除某些善良因素的存在。不是说“盗也有道”吗？强盗也不都是百分之百十恶不赦的。至于那些千百年来人们赞颂的人和事，本身有没有包含丑恶的成分在里头呢？窃以为是有的。这个怀疑是在于我听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开始的。
　　传说封建社会有个德高望重的高级领导干部，退休后在家颐养天年。某夜，他在梧桐树下喝茶。仰望高空明月如水，想到自己一生清正廉洁，刚正不阿，为民申冤，被誉为“青天大人”，心胸坦荡。看到头上茂密树叶，他心血来潮，对着天空说：苍天啊，如果我一生有冤枉过一个人的话，请掉下一片叶子。话音刚止，只听头上一阵哗哗的声响，梧桐树的叶子全部掉光了。当然，他所说的“冤枉”不仅是“冤杀好人”，包括误判、错怪在内。
　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任何人和事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。在做善事的时候，同时不善的因素存在。具有代表性的戏剧《十五贯》，况钟因把娄阿鼠缉拿归案，群众拍手称快，赞赏他为“况青天”，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破案的先决条件是好人永远是好的，坏人永远是坏的，只要群众认同，“青天”的帽子就非你莫属。案件的初审都是在县一级进行，作为基层行政长官的县令或知县，同时兼任刑警队长、检察长和法院院长，通过第一手现场查验、取证，推定嫌疑人（一般是读书人）强奸小姐未遂怕事情败露而起杀机，经屈打成招而判处死刑。到了更高级的官员如知府、巡抚之类官员重审，发现现场又有一个偷鸡摸狗的人如阿鼠、阿狗之类的蛛丝马迹，便推翻原判，认定这个有劣迹的人才是真凶，所以老百姓拍手称快：读书人怎么会杀人呢，杀人的人一定是平常干坏事的人！大家都忘记了，不管是哪次办案，最终是疑犯经受不起酷刑而招供的。青天大老爷包公，哪次侦破大案要案不是大刑伺候？古代科学技术落后，无法通过科学验证，不比现在，人们可以通过DNA检测等手段判断是非，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审讯的共同手段。可见，不少青天大老爷的英明审判可能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。由于封建社会多采用株连政策，一人犯法，三族连坐，故冤枉一人同时就冤枉了上百人上千人，难怪叶子会哗哗直下。
　　不管如何，善是人类永恒的主流，虽然在做好事的同时有可能给他方带来伤害，譬如发明、制造电灯、汽车、飞机等给环境造成污染，但人们好多是无法意识到且自己无能为力阻止的，因而，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谁又会认真去计较那些看不见的“不善”呢？凉山童工的父母把孩子送出去打工，是不善，但他们也是为了使孩子过好生活。警察解救童工是善事，但使原本靠孩子外出打工维持生活的家庭雪上加霜。这怨得了谁呢？这能怨大山里的村民吗?当然，也不能怨为大山里的孩子着想的记者、领导和警察。要怨的是贫穷落后的凉山啊。所以，我们要赞美解救凉山童工的记者、领导和警察，他们是以人为本，以善为本。